河南省首届青年历史学者研讨会研究综述

2014年10月18—19日，由河南省史学会与安阳师范学院共同主办，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承办的河南省首届青年历史学者研讨会在安阳师范学院隆重举行。来自郑州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许昌学院、周口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院等省内70余位青年历史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围绕“中原考古与华夏文明研究”、“中原文化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原文化在近代的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与世界史研究”四个方面议题，共提交论文73篇，涵盖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研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法律、文学、人物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反映了河南省青年历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笔者拟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考古学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此次研讨会成果。 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本次研讨会取得成果最多的一个方面，涉及到了古代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古代政治研究。李慧芬《殷商王朝的国力考略》以殷商王朝与“四土”诸侯的关系为视角，从中央对“四土”诸侯的权利，以及“四土”诸侯对中央政府所尽义务两个方面论述了殷商王朝国力与“四土”诸侯的关系，认为“四土”诸侯是殷商王朝的地方政权。 杨小召《春秋时期晋、鲁家臣比较研究》通过比较春秋时期晋国、鲁国家臣的共性和差异性，认为晋国家臣具有“家臣”、“公臣”双重身份，但少有叛乱，鲁国家臣多叛乱。究其原因，他认为鲁保存传统最多，受宗法制影响最深。而晋国国君实行打击公族的措施，导致晋国的宗法制较早遭受破坏。正是这种情形的差异，致使鲁国家臣主要来自与卿大夫有血缘关系的人，即宗法性家臣较多，而发生叛乱的亦多为宗法性家臣。相反，晋国非宗法性家臣为多，对家臣又能“执术而御之”，故叛乱少；由于晋国推行县制早，县制自身存在缺陷，使晋国家臣具有同时期他国家臣所不具备的双重身份。 刘东升和熊伟分别对南北朝政治发展进行了研究。刘东升《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论述了十六国时期北方胡族政权为了加强统治而与北方汉族豪族联合，使许多汉族豪族能够在胡族政权中身居高位。但由于胡族政权的民族自卑心理，以及对汉人并不完全信任，存有猜忌之心，因而汉族豪族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地位尴尬，且缺乏制度性的保障，甚至身死家灭。熊伟《魏周府兵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与意义》一文对魏周府兵制的形成发展，以及其军号阶官化的政治过程进行阐释，指出最初作为职权标志的府兵军号，逐渐与本来的军事职事分离，转变为一类散而非闲的散秩，再由散秩历戎秩，戎秩序列阶官化，发展为具有进位授阶功能的阶官结构，戎秩与将军号共同发挥着特殊的本阶作用，有力推动了魏周国家官僚体制的发展。 郁晓刚《唐代官仓库管理中的量覆与交割》对唐代官仓库的管理作了研究。该文以羽36R《开元年间米麦粟面等折钱帐》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唐代开元年间会计和勾检中的量覆制度、官仓库的交割、覆剩与覆欠的账务处理及量覆制度在财物勾检中的意义，指出唐代在官仓库管理中建立了规范的会计核算和审计制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帐簿体系。 田志光、祁琛云、孙旭等对宋代的参知政事权力变化、开封府赤畿县官吏任职职格、驸马升行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田志光《试论北宋参知政事权力之演变》通过对北宋时期参知政事一职在不同时期权力消长变化的考述，指出北宋参知政事权力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皇帝信任与否、亲疏关系决定，另一方面也受担任参知政事的官员的个人素质、能力、性格方面等因素的制约。在中书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其实际权力的大小也存在差别。同时他还更进一步指出，探讨北宋参知政事权力变化时，既要结合当时的政治制度，关注制度的变迁与厘革，又要把握推动制度运行的人的因素，做到制度中的人与事、情与境的结合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阐释、解读政治制度运作与演变的整个过程。祁琛云《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任职资格研究》一文从知县的出身、寄禄官及迁入前所任职务为切入点，考察了北宋开封府赤畿知县的任职资格问题。作者通过大量详实的材料，考证了开封府赤畿知县的出身、家世背景、寄禄官阶之构成以及任职前的官职、仕宦经历等方面内容，指出北宋时期开封府赤畿知县，以进士出身者为主，同时，在权势阶层的干预下，来自高级官僚家族的荫补出身者也占有相当比例。赤畿知县的寄禄官以京朝官为主，大致范围在秘书省校书郎(承务郎)等初级京官到诸司员外郎(三朝郎)等中层朝官之间。迁入前任职方面，赤畿知县迁入前多在京城任职，或在近畿、西北二边及经济发达地区的望、紧、上等州县中担任重要职务。另外，无论在出身、寄禄官还是迁入前任职方面，两赤知县与诸畿知县间都存在明显的差别。孙旭《宋代驸马升行探微》通过对宋神宗时期《公主行舅姑礼诏》的时代背景、内容进行考释，认为宋代驸马升行(驸马尚公主后“以祖为父，以父为兄”，在父辈家族中辈分升高一级)并非国家制度，目的亦并非“避舅姑之尊”。真宗朝驸马升行是维护皇族辈分的权宜之计，而非长策。神宗时期之所以会有《公主行舅姑礼诏》的出现，是被当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士大夫官僚夸大和嫁接，塑造出了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的“国朝旧制”。 展龙和王伟分别对明代官吏的留任、退休两方面内容作了深入研究。展龙《乞留：明代社会舆论的清官期待及集体诉求》通过对明代官民“乞留”这一特殊活动的论述，对其演进轨迹、生成机制、表达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乞留行为的此起彼伏，曲折表达了广大民众对清官群体的集体期冀和无限眷恋，充分彰显了民众舆论力量对明廷执政理念的预警、矫正和干预。而官方对乞留行为的诸般应对，不仅折射出明代治吏方略的演进轨辙、政治意蕴及其时代特质，凸显了明廷对民望、民意、民心的顺应和尊重，而且反映了此期民众公共话语力量的日趋强化和民主自觉意识的日渐勃兴，一定程度上对整肃纲纪，澄清吏治，伸张正义，淳化世风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王伟《明代官员“乞休”现象分析》则对明代官员“乞休”现象进行了探讨。他通过对明代官员乞休活动的概况的分析，得出乞休活动的阶段性特点，并指出明代官员与权力体中心越近发生乞休的可能性越大、频率越高。也说明士大夫官位级别越高，其政治自主性和自我主体意识越浓重，相对而言，低级官员和地方官员次之。除此之外，该文还从明代乞休官员的家居生活，其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两个方面深化对明代乞休活动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明代官员的乞休活动大规模发生，是因为明代政治生态的恶化，无法与士大夫的政治理想相契合而引发的。 2.社会经济研究。章秀霞《从殷礼看商后期社会关系》以花东子卜辞为考察对象，论述了当时非王贵族的社会地位，得出了两点结论。其一：非王贵族与商王之间血缘关系的亲疏，决定了其社会地位的高下。其二：非王贵族“子”在其家族内部的各种礼仪活动中有着实际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但这种权力是来自于商王。总体上说来，非王贵族的权力是商王权力的延伸。 孔永红对汉代南阳地区农业进行了研究。《南阳汉画中农业生产图像稀少的原因探析》通过对南阳汉画像石的考察，认为南阳现存汉画像石中反映农业生产的内容较少，他将其原因归结为农业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不协调，农业政策与商业发展的悖论，楚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等几个因素，他同时指出，汉代南阳画像石所反映的内容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特征。 吕小琴对明代两淮盐场盐商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研究，《明代两淮运学倡设中的盐商地位变迁》论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盐商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多次向朝廷要求解决子弟的受教育问题而谋求创立运学的活动及其经过，指出这个曲折过程反映出盐商、盐场官员、朝廷三者之间的长期博弈，同时也有山陕盐商与徽州盐商两者内部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 3.思想文化研究。桓占伟《西周“威仪”是“礼容”吗》通过对“威仪”与“礼容”的辨析，认定威仪非关礼容，而是一种通过祭祀程序表现宗法政治准则的宗教活动。威仪的核心意义也不在于礼容，而是西周宗教政治观念的灵魂和核心。能否保持威仪，成为周人政治制度能否通行不悖的关键环节，也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 张丽君《魏晋时期儒学的生存及其在道德重构中的作用》论述了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大炽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部分士人仍对儒学有一定肯定推崇，表明了魏晋时期儒家思想仍然是统治阶级政治实践中的指导思想。 陈凌《韩愈<谢自然诗>的文化史考释》从文化史角度论述了韩愈《谢自然诗》的写作背景、写作意图，认为本诗所蕴含的对抗异端神秘主义思想资源的特殊功能应受重视，不但可以约束自身、警觉世人，也可作为知识精英自身理性言说的事实依据。该诗在塑造“正确认识”的同时，韩愈在儒学“道统”叙事述中的地位同样得到了强化。 赵广军《皇权政治与民间信仰》通过对两宋都城开封、杭州的皮场大王的民间信仰的来源、场所以及其传播范围等方面的考论，指出在政治为主导的传统中国社会，政权祀典与民祀间的互相影响体现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同时民间信仰也深受国家政权宗教政策的影响。 王志跃《略论二程的礼学思想》通过对二程礼学的哲学阐释、对礼治功能阐释、礼以时大，以及二程对礼经的质疑新释四个方面，对二程的礼学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认为二程遵循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途径，严守封建等级秩序。在礼经新释上有所创新，但部分论断仍有讨论余地。 杨亮《游于艺——论元代道士的文人化》对元代的道士文人化现象进行了论述，指出元代很多上层道士具有道士、官员、文人多重身份。他们与文臣雅士交往广泛，在和文人的交往中扩大了视野，促进了自身艺术才能的发展，在整体上也提升了元代道士的文化素养。这一现象的背后，既和元代征服政策密切相关，也有道流以儒融道、广传其教和显扬声名的因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借重的一种结果。二者在多元互动中，相互同化、相互融合，出现了道教诗人群体和涉道诗歌的繁荣这一文化内涵颇为丰富的现象，而文人的诗歌则亦受到了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高远《赵翼反对援引野史补校正史辨议》通过《廿二史劄记·小引》中一段引起歧义的文字入手，论述了野史援引与校补正史的关系，野史援引及其史料价值两方面内容，指出赵翼对正史与野史关系的辩证认识，是有感于当时的不良治史风气而发，他并不反对援引野史补校正史。 李竞强《浅析中原文明的历史演进》和吴涛《略论中原文化的传播路径》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中原文明的形成传播过程。李竞强在文中论述了中原文明不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同时是人类多元文明中心之一，中原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寓于文明交往的自觉性中。而吴涛则从中原文化向四周的传播途径入手，指出由移民而带来的迁移扩散，通过人员往来为载体的文化传播与扩散，出身中原的官员在各地的文化推广，中央政府的文化推广等因素均促进了中原文化向四周的扩散和传播，对中华文明的多元化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4.民族关系研究。刘运动对西汉初期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作了新的解读。他在《对西汉初期与匈奴和亲政策的再探讨》一文中认为西汉初期，汉匈之间的和亲并不是建立在汉弱匈强基础之上的，西汉王朝无论是在经济、文化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优越于匈奴，西汉初期对匈奴采取的和亲政策，其性质也并不完全是一种屈辱的、妥协的政策，而是西汉王朝有意对匈奴展开主动进攻的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对匈奴进行经济文化渗透，达到降服匈奴之目的。 闫兴潘《金元之际女真、汉人族际通婚研究》认为金元之际，特别是入元之后，随着女真人的政治特权逐渐消失，随着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女真和汉族之间的通婚日益增多。同时，汉人和女真人的民族矛盾日益缓和，汉人对于与女真人通婚也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此时汉人家族与女真人之间的通婚是比较广泛的。汉人家族在与女真人通婚时，更为看重的是对方家庭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至于民族身份，则不是汉人所特别关注的，这说明汉人已经普遍接受并认可了与女真人的通婚。 5.律令制度研究。曹建墩《上博竹书<三德>中有关刑罚的古礼考论》通过对上博竹书《三德》简文“若欲杀人，不饮不食”、“至刑以哀”等简文的阐释，论述了古代治民者在行刑时应存仁爱之心，哀戚之心，也应反省自己道德教化之缺失。更深层次上体现出儒家的仁政爱民以及先教后刑的政治思想。 宋洁《<晋书·刑法志>所载汉律结构之理解》一文对《晋书》中所载汉律进行了剖析，认为“集类为篇，结事为章”应该可理解为“一章之中包含若干事项，若干事项组成一章，这是‘结事为章’；一章可视为一事类，故若干章(事类)组成一篇，这是‘集类为篇’”。 武波《蒙汉杂糅：论元代立法实践中的冲突与调和》系统论述了有元一代立法活动，指出“蒙汉杂糅”是元代政治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在法律面前也有突出的表现，其一，元代立法活动中从始至终存在着保留蒙古法和推行汉法的矛盾；其二，面对持续不断的蒙汉冲突，在法律编纂的体例与形式方面，蒙元朝廷上下不断努力尝试进行调和；第三，元代特殊的法律体例，正是这种矛盾冲突与调和的反映，是“蒙汉杂糅”的结果。 6.专题考证研究。张卉《<史记·殷本纪> “伊尹报”新解》通过对《史记·殷本纪》的重新解读，认为“伊尹报”是指商汤灭夏之后，想变更夏社，由于后土功绩盖世，无人能及，故没有成功，继续以后土为社神，并命史官伊尹报祭社神，一方面答谢社神福佑灭夏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宣告新政权商王朝的成立。 王志轩《关于伊尹有莘氏的地理考证》对伊尹有莘氏的位置进行了考证，认为其在今天山东鲁西南聊城莘县、菏泽曹县等地。 张志鹏《吴国称王时间考》考证了春秋时期吴国称王时间，认为吴国称王最晚也在西周晚期，而非学界目前认定的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寿梦时代。 杨颉慧《“五祀”祀“行”、祀“井”考》通过对古代“五祀”中祀“行”还是祀“井”的争论进行考辨，认为汉代井神代替行神列入“五祀”，是腊、蜡这两种祭祀在秦汉时期逐渐混同的结果，同时对两者混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五行思想、社会环境变化、“井”、“行”音近可通几方面因素导致了两者混淆。 李银良《传递机构——“驿”出现时间考辨》通过运用传世史料和出土简牍相结合的方法，考证中国最早的驿是出现在西汉中期或者更早，而非史学界现在认为的东汉时期或者两汉之交。 魏清彩《小议“举案齐眉”》一文对《后汉书·梁鸿传》进行了重新探讨，从举案齐眉的原本意思上进行了深层次解读，认为举案齐眉本义上并不是夫妻相敬如宾，和睦相处，而是体现出了男尊女卑的思想。 张琛《河南洛阳出土唐赵宗墓志铭考释》考证了洛阳出土的唐代赵宗墓志铭中的记载，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不同版本对其进行修正补遗。 仝相卿《墓志所见韩琦出身及婚姻关系述略》通过传世文献和新出土文献相互印证，论述了北宋名相韩琦的婚姻关系，证明了韩琦夫人普安郡太君崔氏为妾，并对韩琦子嗣的母系关系做了进一步梳理，指出北宋时期妾与妻的地位不平等性，尽管妾能够得到家族内部的认可，但想要得到外界认可仍然并非易事。 仇利萍《公序本<国语>流传考》考证了北宋宋庠校订的《国语》(即公序本)在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刊刻流传情况，详细著录各传本之刊刻源流、行款样式及存佚概况，探究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延续与变更，及其在《国语》整个流传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苏鹏宇《许有壬<至正集>的若干问题研究》从许有壬《至正集》的命名由来、成书时间、卷数、内容和价值五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论述。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青年学者的目光多集中在晚清、民国时期，间有涉及到建国后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柳岳武《光宣两朝中廓宗属关系研究》论述了清代后期光绪、宣统两朝中央与廓尔喀部族之间的关系变化，指出两者在交往方式上虽仍强调封贡关系，但在内忧外患下，清廷日渐采纳众大臣建议，试图改变传统宗属理念，用近代外交措施强化中廓宗属关系，借此挽救即将崩溃的宗属体制、实现“卫藏保川”双重目的。如此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曾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清末统治格局的恶化，英国势力的干预，最终清廷不得不接受廓尔喀归英方“保护”。 史洪智和潘崇对清末新政中的革新活动进行了关注。史洪智《议案奕棋：资政院常年会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通过对清末资政院《改订大清商律草案》的提交、会议、审查、搁置过程的考察，指出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面前，资政院会议中呈现出针锋相对、步步为营、连横合纵、弃舍有常，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争衡的结果，《改订大清商律草案》议决与否无关大局。 潘崇《清末新政时期瞻对收回川属考》论述了清末中央为加强对西藏的有效控制而将瞻对川属化的过程，通过对鹿传霖、锡良、赵尔丰三任四川总督的不懈努力，而最终以改土归流的形式实现瞻对川属。并在文中指出，清末新政时期瞻对收归川属的曲折过程也给我们留下了川边局部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地方官员之间、央地之间的高度配合，更需要川边改土归流整体时代环境的历史启示。 丁健《袁世凯与安阳关系论略》讨论了袁世凯与安阳的关系，从清末民初袁世凯彰德会操开始而结缘安阳，被夺兵权后再安阳韬光养晦，在安阳东山再起以及最后魂归安阳的过程。 黄俊华《民国时期覆判制度考察》通过对民国覆判制度存在的原因、演变过程以及运行机制几个方面论述了民国的覆判制度，指出覆判制度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制度，中间虽有变动，但总体是上升的，在维护法律公平公正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健《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间考》从欧美同学会成立时间的分歧入手，结合当时发起人的回忆以及当时新闻报道的材料，认为其成立时间应为1913年10月。 霍晓玲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城市基层政权的创立与调整》，以开封城市为个案，通过对其建国后基层政权的初建、警政合一体制的存废、乡镇政权的建立、街居制的建立等几个演变过程的论述，指出建国之后的城市基层政权经历了相当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尝试。这是由城市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共产党改造城市社会和民众的宏大意志——建立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空间所决定的。这一系列的探索符合了当时的城市发展状况和基层政权体系，对开封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受美国“新左派”史学家提出的“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关注下层民众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付燕鸿《近代城市贫民研究的历史关注与新取向》通过对40年来近代城市贫民研究的梳理，得出了近代城市贫民研究的脉络，并指出其中的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世界史研究方面，学者将目光集中在了世界中古史、近现代史上，尤其以欧美地区历史为主。主要成果如下： 英国史方面：孙银钢《试论中古早期英格兰的普通自由民刻尔》通过对中古早期英格兰普通自由民“刻尔”的研究，指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国家赋税负担的加重，使得原享有经济、司法和人身独立权利的自由民“刻尔”走向破产，沦为农奴阶层。这种变化其实是日益壮大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领域的重要体现。 张建辉《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中央司法治理》一文从司法治理角度入手，对中古早期英国王室政府中央权力扩张进行研究。作者经过对制定法典、传播法典、实施法典到法庭罚金等方面资料的分析，指出此时王室政府已认识到“私人司法权”的危害，开始从司法层面采取措施限制地方贵族司法权，为形成中古王权强大的政治格局奠定基础。 蔡蕾《“王在法下”：从中世纪到都铎》一文，在对中古英国政治体制分析基础上，指出都铎时期所盛行的“王在法下”统治理念是在复杂政治环境下形成的。建立在协商制衡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格局极大限制了专制王权的活动空间，迫使它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发展。依法而治的专制方式提升了专制王权的合法性，强化了都铎国家的基础能力，也培植了近代早期英国人的法律信仰。 王彬《试论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参事会及其作用》通过对英属弗吉尼亚殖民地参事会及其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该机构是一个兼具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特权机构，它是英国式混合政体中贵族制的代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它在维护家族政治统治和殖民地利益、抵制和限制总督权力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孙静华《英国现代政党的起源》以英国现代政党起源为题，通过对1660—1675年间英国政治形势的分析，作者指出宗教改革为英国现代政党的出现提供历史前提；议会中的教派斗争为政党形成提供条件，最终促成宫廷党和乡村党的出现。 葛音《从“准联邦制”到“标准联邦制”》以加拿大联邦制为题，通过对“准联邦制”到“标准联邦制”转变过程的研究。作者指出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解释在此次政体转变中发挥很大作用，它使加拿大政体发生平稳过渡，使政府权限得到合理划分，从而保证了加拿大宪法的尊严和制度稳定性。 美国史方面：王娟娟《冷战初期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淫秽物品问题》一文通过把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淫秽物品的控制打击问题与当时国家安全形势结合起来，从而从更广阔的政治背景来认识这场文化管制运动。作者指出美国政府表面上打着防止腐化民众心智、重塑传统道德价值的旗帜，实际上趁机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从而将运动纳入到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战略中。但由于政府忽略民众对冷战的心理体验，最终使其很难实现捍卫国家安全的初衷。 李娟《美国联邦政府的新城镇政策初探》以“伟大社会”时期的新城镇政策为题，来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所实施的“绿带城镇计划”工程进行分析。作者指出政府实施该工程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工人的住房、工作等问题，它通过对新城镇私人开发商提供多种形式的援助，使这一时期新城镇建设发展到高峰。但尼克松总统的“新联邦主义”和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使得新城镇立法遇到重大挫折，最后导致该项目计划走向失败。 其他方面：卢镇和朱晓合撰的《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初探》一文，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神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为研究对象，作者通过对他提倡的“人的尊严”、“古代神学”和“基督教喀巴拉”等观点学说的分析，指出这些观点学说对意大利正在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想深远影响，它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了意大利社会所具有的贵族寡头统治、世俗享受生活观和注重语言修辞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特点。 李怀莲《俄罗斯的黑海情结》探讨了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俄罗斯外交战略问题。作者指出俄罗斯对黑海地区怀着深厚控制情节，该情节的形成既有深刻的经济原因，也有对外扩张和国防战略的深层考虑。作为19—20世纪俄罗斯地缘政治战略中的重要支点，黑海在当时欧洲大国外交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贾延宾在《分歧与合流：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之争》一文中指出，犹太复国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两套路线方案，它们相互矛盾又互为补充，最终在合作原则基础上引导犹太复国主义走向胜利。 陈巍《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通过把日本嵯峨天皇时期重阳诗宴仪式与中国盛唐时期的皇家重阳节节庆仪式相比较，指出前者很可能是模仿后者所举行的重阳诗宴，就此说明中古时期中日文化存在密切的渊源关系。 王登科《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建交过程探析》一文通过对建国初期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建立过程的分析，指出冷战国际大背景和政治制度的差异是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建立的根本原因，但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有最终使得两国在1950年建立了外交关系。 张磊《论全球化的困境与“天下”精神的现代内涵》一文认为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和威胁。如何使二者关系走向健康双赢，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对于“我”与“非我”的认识。抛弃殖民时代形成的掠夺传统和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排他性与利己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包容关怀世界的“天下”精神，这才是人类走向永久和平的根本方向。 考古学方面，此次会议呈现出了一个明显的特点：先秦考古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秦汉以后的考古向周边地区，甚至是边疆地区扩展。主要成果如下： 李丽娜《嵩山地区新石器时代核心地位形成研究》通过对嵩山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等不同的文化遗存进行梳理，指出夏商周三代，以嵩山地区为“天下之中”文化格局在龙山时代业已初步形成。 蔡金英《贾湖墓地的裴李岗文化聚落形态研究》则以河南舞阳的贾湖墓地为对象，考察了裴李岗文化的分期以及聚落形态等问题。 李龙《中原史前聚落群形态研究》认为中原史前聚落群始于裴李岗文化时期，仰韶文化时期发展迅速，龙山文化时期为巅峰与蜕变期。史前早期主要为“一”字形聚落群，中期为圆形聚落群。晚期为辐射形聚落群。其演变轨迹为聚落到小型聚落群，到中型聚落群，到大型的“都聚邑”聚落群。 徐燕《由考古遗存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铸铜业》通过对峡江地区出土的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遗存和相关的冶铸遗迹的搜集、整理、分析，探讨了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铸铜业的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管窥了该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特点。指出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峡江地区铸铜业至少始于商代。峡江地区内部，铸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概与两区铜矿资源的分布和储量差异有关。 苗利娟《安阳殷墟东区出土商代有铭铜器的初步整理与研究》通过对安阳殷墟东区出土的商代有铭铜器的初步整理，并对其铭文进行释读，指出殷墟东区，特别是大司空村一带在当时为外来臣属墓葬区之一。 金锐《河南荥阳小胡村晚商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分析》通过利用金相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铅同位素比值法等多种手段，对小胡村晚商贵族墓地出土的5件铜器进行了分析，为探索晚商小胡村墓地青铜器矿料来源、区域间文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司艺《新疆洋海墓地先民的食物结构及人群组成探索》分析了洋海墓地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2世纪先民骨胶原蛋白的C、N稳定同位素，表明洋海先民长期以C3类的动物性食物为主，当地先民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不同时期先民食物结构的变化，与其人群组成的更迭密切相关。匈奴人的西迁，为新疆带来了更为发达的畜牧业，促进当地畜牧业的发展。 张玲《长江下游西汉中小型墓葬所出硬胎釉陶器研究》通过对长江下游地区西汉时期中小型墓葬所出硬胎釉陶器进行类型学研究、共存器物分析及分期断代，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建立了研究对象的年代序列。根据随葬器物组合、器形、纹饰、烧制工艺等方面特征分布范围的不同，将研究对象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分为两大类：汉文化因素和长江下游地区地方文化因素。前述两类文化因素中，汉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礼制方面，是一个文化的“灵魂”所在，占主体地位；地方文化因素集中于“物质”和技术方面，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涵盖领域较窄，所占地位不及汉文化因素。因此，其文化属性应为汉文化的地方类型，可将其定性为汉文化长江下游地方类型的代表性器物。 刘中伟《晋江流域东晋南朝墓葬与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通过对晋江流域东晋南朝墓葬的考察，指出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组合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墓主是西晋末以来南迁的中原汉人，墓葬分布显示出以丰州为中心的聚落结构景观，家族墓地制度流行，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东晋南朝时期对晋江流域的开发，促进了当地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为泉州唐宋时期成为世界著名的通商港口创造了条件。 侯卫东《修定寺塔年代补正》考察了安阳西北修定寺塔的修建年代以及后周灭佛和唐代会昌法难后修定寺塔的修复状况，对修定寺塔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了完善。 明朝方《南宋至元代景德镇湖田窑青白瓷的发展和演变》通过选取景德镇湖田窑出土的南宋、元代的青白瓷和元代卵白釉瓷，对比分析了样品在色度、主量元素组成、显微结构、烧制工艺等方面的差异，探讨了元卵白的呈色机制，阐明了青白瓷到卵白釉的演进过程中所经历的先配方技术后烧制工艺的转变。 除却以上几方面内容，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主要有以下三项： 王瑞《论杜维运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形成原因》从中西史学具备比较的可能性、必要性以及现代史学危机促进中西史学比较的成形几个方面论述了杜维运中西比较史学形成的原因。 胡优静《关于“汉学”》从“汉学”的定义、汉学史的分期及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及其实质三个方面阐释了汉学的产生及发展过程。 李恒《解析安克斯密特叙事实体理论的三个维度》一文从历史哲学角度出发，对20世纪80年代享誉国际史学理论界的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叙事主义理论进行深层解读。作者认为事实体理论是他史学理论变化发展的根基，它在理论建构方面具有建构之维、认知之维和解释之维三个向度。模糊的过去由于历史学家的构建而被形塑，并以叙事实体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而使过去得以显形的主要途径是视角、隐喻和解释，它们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理解过去的可能。 此次青年历史学者研讨会是河南省历史学会首次举办的以青年历史学者为主的研讨会，参与单位覆盖了河南省内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者众。会议提交论文涉及到了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方面，成果丰富。基本上反映了河南省青年历史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应回避问题。正如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所说，青年历史学者在关注研究热点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记录教授在闭幕式上强调，在今天的大数据信息时代，历史研究要有新手段、新方法、新思路，河南青年历史学者要自觉克服相对封闭性的缺陷，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和学术前沿，让历史学更好地服务社会。这也是青年学者今后在工作和研究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0/1210/4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