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

（元和）初，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新唐书》）

君爱洛阳官，弃我淮上翁……此行君乐否，一千五百里。未见洛阳山，先见洛阳水。（徐积：《节孝集》）

在导洛通汴及后续调整之后，运河洛阳段得以恢复。而运河洛阳段的恢复，也让这一时期的洛阳城重现繁荣景象。“神宗导洛通汴，而主者遏绝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颇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刘惟简至洛，语其故，惟简以闻。诏令通行如初，遂为洛城无穷之利。”（《宋史》）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辙在《洛阳李氏园池诗记》中写道：“洛阳古帝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川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瀍、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盛，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邵氏闻见录》记录则说：“元丰初，开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诸园为废，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势遂减。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复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师与伊洛汇，以通漕运，隶白波辇运司，诏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师，公私便之，洛城园圃复盛。”

万船竞发，商贾云集，极尽繁荣的运河运输，使洛阳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重要的都市。从西域运来的马匹、玉器、玻璃制品等商品，从洛阳源源不断地流向东南腹地和东北边塞，甚至日本等地；从各地转运而来的绸缎绢帛茶叶等物资，又从洛阳贩往西域。

据隋唐史家潘镛先生的研究，唐代大运河漕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唐高祖至唐中宗时期，每年漕运粮食一二十万石；第二阶段为唐玄宗开元至天宝年间，岁漕粮二三百万石；第三阶段为唐宪宗元和以后，漕运日益衰落，岁漕粮多则四十万石，少者十万石。

洛水沄沄天上动，道入隋渠下梁宋。宋都堤上十二亭，一一飞惊若鸾凤。（秦观：《淮海集》）

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 张怡熙摄/光明图片

北宋初年虽对洛阳段运河进行了修复，但通航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再加之洛河水患导致洛阳段运河时常淤塞，为了进一步保障汴河漕运的畅通，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实施了“导洛通汴”工程，即把洛水引入汴河，通过增加汴河水量，保障汴河到江南粮食漕运的畅通。重新疏通西京河南府洛阳通往偃师、巩义的旧漕渠，恢复漕口、罗门等水利设施，修建长堤47里，疏浚漕渠52里，西京洛阳到京师开封的运河段得以重新通航。

不过，这个导洛通汴工程，因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实施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由于洛河冬天上冻，为解决通航问题，还需要雇佣大量人力去“打凌”破冰。而冰块冲击河岸，摧毁农田，导致水患，同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偿失；黄河汛期时，开闸放水，行船较为通畅，闸口闭合，洛河水浅，船只无法通行。不过，考虑到导洛通汴工程是在神宗熙丰变法的大背景下实施的，李焘本人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世推测他的相关记载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导洛通汴工程的弊端。

在隋唐时期，大运河洛阳段发挥了重要的漕运功能，堪称交通枢纽中心，每年“郡国舟船辀轳万计”（唐·杜宝：《大业杂记》）通过运河抵达洛阳。初唐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也提到“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唐末五代人王溥于《唐会要》中亦言：“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每年数百万石的漕粮，经江南运到洛阳，再由洛阳运到长安和北京等地。这一时期的洛阳城“皆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货易，车马填塞，如西京之崇仁坊”。（元《河南志》）

然而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以及唐末农民起义，战火频仍，隋唐大运河已失去了昔日“百舸争流”的繁忙景象，一片萧条。

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内展品。新华社发

当然，此时的洛阳段漕运，从规模上说无法与隋唐时期相提并论。宋太祖在开宝九年曾提出西迁洛阳，遭到了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等人的反对，其中一条反对理由就是，“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续资治通鉴长编》）东京开封漕运方便，是百官、军队衣食的重要保障，一旦迁都洛阳，立即会遇到漕运不便的难题，文武百官和军队的粮食供给都难以为继。这也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洛阳漕运的尴尬情况。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zonghexinwen/2022/0829/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