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流动性的(2)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只要丝路是活跃的，沿线的国家和城镇也随之活跃;丝绸之路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宗教等的变迁而有所变化，不同城镇因此而起到了特定时代的历史作用。

二 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流动性的

丝绸之路对于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沟通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也促进了东西方双向的文化交流。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好的时候，文化的交流会通过官私渠道，畅通无阻;有的时候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因为政治或其他原因断绝了关系，但文化是流动的，并不因为政权的敌对而完全断绝交流，文化的因子会通过其他途径输入或传出。这两方面的情形，在历史上都留下许多很好的例子。

从北朝到隋唐，中国与萨珊波斯一直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双方的使者不断。相互之间除了政治声援，还有多彩的文化交流景观，不论作为物质文化代表的金银器，还是作为精神文化的景教、摩尼教，都从波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参荣新江《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刘东编《中国学术》第4期，商务印书馆，2002，56-76页)。而波斯与中国的两种文化在唐朝交融产生的成果，比如唐人制作的波斯纹样、仿金银器制品，又从长安传到新罗、日本。

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深远程度常常是出乎我们今人意料之外的，我们在慨叹明朝郑和伟大的下西洋壮举的时候，不要忘记，在唐朝也有这样一位“郑和”，他的名字叫杨良瑶。杨良瑶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受命出使阿拉伯半岛的黑衣大食，他从广州出发，走海上丝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完成联络大食、夹击吐蕃的政治使命，返回唐朝。杨良瑶聘使大食更为重要的结果，是给唐朝带回来珍贵而完整的海上丝路的航海日记，这应当就是贾耽记录下来的《皇华四达记》中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而晚唐入藏法门寺地宫的一批伊斯兰系统的玻璃器，或许也和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有一定的联系(参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荣新江《唐朝与黑衣大食关系史新证--记贞元初年杨良瑶的聘使大食》，《文史》2012年第3期)。

杨良瑶，唐代宦官，中国古代航海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比郑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

杨良瑶从海路出使大食的背景，是因为吐蕃乘唐朝安史之乱，攻占了唐朝的河西领地，并向西域进军。由于吐蕃和唐朝的敌对情形，像杨良瑶这样的政治使节很难经陆上丝路去往西方。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贞元六年(790)沙门悟空从天竺回到长安之后，中印之间的交往就完全断绝了，晚唐五代时期西北兵荒马乱，也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其实许多历史没有被传世文献记录下来，我们今天可以通过出土文书再现某些历史真相。敦煌发现的汉藏语文献材料告诉我们，晚唐五代直到宋初，中印之间僧侣的往来、经本的流通等佛教文化的交往始终未断，因为吐蕃也同样信奉佛教，所以佛教僧侣的往来并没有受到阻碍，他们仍然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奔波在陆上丝绸之路上(参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955-968)。

文化的流动性极强，不仅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东渐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由于奈良正仓院和韩国、日本古寺院收藏品的大量保存，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们也不断从传世典籍和新发现的石刻史料中找到新的印证。

三 汉文化的西渐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但由于学术研究的训练和背景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笔者利用多年来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调查整理，致力于探讨精神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情形，这应当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唐朝的势力进入西域，汉化佛寺系统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远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碎叶城中，就有武周时期敕建的大云寺(参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一些西域官寺的三纲领袖，还来自长安的大寺(参荣新江《唐代西域的汉化佛寺系统》，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文化研究》第1辑，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130-137页)。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在当时中原流行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大般涅盘经》《维摩诘所说经》汉文文本，都在西域地区流行，甚至一些中原内地的禅宗经典，如《神会语录》，以及汉地系统疑伪经，也都传播到了遥远的西陲;代表着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切韵》，道家的《刘子》，史部的《史记》《汉书》等，也都传抄到沙漠绿洲;唐朝学生习字的标本王羲之的《兰亭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由此可见最具汉文化特征的典籍在西域的传播程度。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zonghexinwen/2020/0709/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