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丝路上的文化交流是流动性的

一、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赋予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的名字。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范围也越来越大。的确，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物品也不仅仅有丝绸，还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乃至人口。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的确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长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道路。“丝绸之路”正如同丝绸一样，有时是一股一股的丝线，延伸开来，有的线路清晰，有的断断续续;有时又像一张大网，涵盖广阔，时时出现绚烂的织锦。因此说，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

汉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

东晋时期，鲜卑不仅与南朝敌对，还与北面的柔然兵戎相向

但是，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由于政治、宗教、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也选取不同的走向。比如南北朝时期，占据中原北方的鲜卑统治者，不仅与南朝处于敌对状态，而且与其北面的柔然汗国也经常兵戎相向。我们曾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一件公元474年至475年阚氏高昌王国护送各国使者出境的记录，短短数行文字告诉我们，当时来自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和子合国、西北印度的乌苌和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的使者们，要前往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庭，都要经过高昌(吐鲁番)。这片文书，为我们勾勒出公元5世纪下半叶南北、东西交往的路线，也是就说，当时虽然兵荒马乱，但连通东亚、北亚、中亚以及南亚的丝绸之路，仍然通畅无阻(参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位于丝绸之路干线上的一些地域，如狭义的西域，即新疆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特别是一些西域绿洲王国的命运，与丝路是否通畅息息相关。因为丝路的中转贸易是这些绿洲王国的一项重要收入，文化的繁荣也依赖于东西文明的流播与渗透。因此，这些绿洲王国都要极力维护丝绸之路的通畅，并为丝路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方便，以期把丝路牢固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参荣新江《丝绸之路与古代新疆》，祁小山、王博编《丝绸之路·新疆古代文化》，新疆人民岀版社，2008，298-303页)。

历史上丝绸之路干道周边强大的势力，也都希望能够控制这条既有经济利益、又有军事价值的交通路线，不论是匈奴、汉、柔然、嚈哒、突厥、唐、回鹘等等，无不如此。唐朝在底定中原以后，从贞观十四年(640)进军高昌，到显庆三年(658)灭西突厥汗国，整个中亚、西域王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先后设安西、北庭都护府来控扼西域天山南北，并且按照中原制度建立馆驿烽堠体系，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参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154-166页;又《7-10世纪丝绸之路上的北庭》，陈春生主编《海陆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2013，64-73页)。吐鲁番出土的一些文书，给我们提供了不少商旅行走在丝路上的记录，也记载了强大的国家制度对于交通路线的维护所做出的艰苦努力(参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中华书局，2000)。

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范围

丝绸之路沿线的许多城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丝绸之路的维护、东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我们可以罗列出一连串的名字，比如西域丝路南道的于阗、楼兰，北道的龟兹、焉耆、高昌，河西的敦煌、武威，以及中原地区的固原、长安、洛阳，甚至有些今天看来比较偏远的城镇，在某个历史时段中，却在中西交通史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位于今陕西最北端靖边县的统万城，在439年北魏灭河西的北凉政权，打通了从河西经过薄骨律(灵州)、夏州(统万城)，沿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路到达北魏首都平城的捷径之后，统万城就成为西方世界与平城交往线上的关节点(参前田正名著、李凭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134-161页;荣新江《中古中西交通史上的统万城》，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29-33页)。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zonghexinwen/2020/0709/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