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3)

唐末的运河漕粮，经刘宴改革，曾一度改变了安史之乱后漕运中衰的现象，但就整个长时段来看，大运河漕粮数量仍旧是日渐减少。尤其是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江淮通往东都洛阳的漕运路线。如唐德宗建中年间，藩镇李正己、李宝臣、田承嗣、梁崇义等雄踞山东、河南、江南、河北等地，切断了江淮粮食运往东都洛阳和西京长安的交通路线，致使漕粮数量急剧下滑：

尽管实施受到限制，这次工程仍旧在客观上对促进西京洛阳的漕运交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漕河得以浚修，西京罗门也因此得以修葺一新，洛阳运河段于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昔日的风采，出现了百舸争流、万船竞发的繁忙景象。洛阳段漕运的繁荣，不仅促进了西京洛阳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推动了南北物质和文化的交流。而这一时期运河洛阳段的繁盛，我们能够在北宋文人士大夫的文集中找到相关的记录：

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徐、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横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道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旧唐书》）

式微：唐中后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其实，隋唐大运河洛阳段粮食漕运早在玄宗开元年间就日益式微。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玄宗任用裴耀卿进行漕运改革，裴耀卿改以前的“旷年长运”为分段转运。他析汜水、武陟、荥泽地置河阴县，设置河阴仓，在清河县（今洛阳吉利区）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峡之西设三门仓，改陕州（河南三门峡）之常平仓为太原仓，华州之广通仓为永丰仓，形成了以河阴仓、柏崖仓、太原仓、永丰仓为枢纽的新的转运仓布局，不仅提高了漕运效率和漕粮数量，还大大改变了以往西京长安就食东都洛阳的传统，使关中地区能够通过漕运获得更多的粮食。如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间，运抵关中的漕粮多达700万斛，关中粮食供应得以好转。正是由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漕粮运往关中的困难，唐王朝对东都洛阳的依赖从此大大减弱。唐朝后期，漕船甚至一度不经过洛阳，《资治通鉴》中就提到“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正因为如此，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后，唐王室很少再行幸洛阳，东都洛阳作为漕运枢纽的地位已成了明日黄花。

历经千年岁月沧桑，隋唐大运河洛阳段尽管已经风华不再，但它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它与千年古都洛阳一起，仍旧是古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辈学人来说，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研究好大运河文化自是责无旁贷。

广德二年……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新唐书》）

（广德二年三月）自是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资治通鉴》）

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以洛阳为中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开凿了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从北往南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全长2000多公里，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成为当时联系南北的交通大动脉。

存续：五代时期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建中元年七月）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资治通鉴》）

近年来对洛阳含嘉仓的考古挖掘，也为运河洛阳段在宋代这一时期的通航情况，提供了实物证据。考古人员在含嘉仓160号窖内发现了保存完整的一窖粮食。被发掘时窖内粮食粒粒分明，有的呈棕色，有的发黄。窖遗址中出土的铭砖则记载了储粮的时间、数量、品种、来源、仓窖位置及授领粮食的官员姓名。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宋代。专家猜测，该窖之所以能够满藏粮食保存至今，很可能跟北宋末年战乱之下粮仓突遭变故而被仓促废弃有关。

张显运 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中国经济史、河洛文化。现为中国农史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宋史学会会员，黄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传承与现代文明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宋代畜牧业研究》等专著3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项目7项。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zonghexinwen/2022/0829/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