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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浮沉:唐宋时期的漕运与古都洛阳兴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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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
唐朝后期,汴州逐渐发展成为当时的运河要冲,“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唐·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较洛阳更加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开封一跃而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的都城,取代了洛阳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从此以后,大运河洛阳段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到了南宋统治时期,宋廷政治经济重心移到东南,宋金以淮河为界,处于分裂对峙时期,大运河无法再将东南的粮食运到北方,漕运功能无从谈起。至元朝,政治中心北移,以及海运开通,大运河经过裁弯取直,不再经由洛阳和开封,洛阳段由此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京杭大运河则愈加繁盛。而纵观唐宋时期大运河洛阳段的兴衰沉浮,几乎也与古都洛阳在这一时期的命运相对应。
繁盛:隋唐之际的运河洛阳段漕运
从中唐至五代,大运河洛阳段因战乱频繁、藩镇割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漕运能力大为萎缩。至北宋初年,宋太祖为了迁都洛阳,曾一度修缮旧渠,虽未完成迁都计划,但却为神宗时期“导洛通汴”工程的实施打下基础。尽管经历几番恢复,大运河洛阳段却再也难以重新恢复盛唐时期交通枢纽的中心地位。究其原因,虽然有诸多主客观因素,但不可否认,唐末五代以迄于宋,洛阳地位的陨落与汴州开封的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这一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相对稳定,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北方诸政权仍旧要倚重江南漕粮,因此运河洛阳段的水上运输依旧存在。如后梁朱温开平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考虑到当时洛阳人口众多,粮食不继,曾上书提出伐木造船,“绍威尝以临淄、海岱罢兵岁久,储庾山积,惟京师军民多而食益寡,愿于太行伐木,下安阳、淇门,斫船三百艘,置水运自大河入洛口,岁漕百万石,以给宿卫,太祖深然之。”(《旧五代史》)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三司官员上奏要求在洛河北岸开凿湾潭,以便于漕船牵引并卸载漕粮:“洛河水运至洛口至京,往来牵船下卸,皆是水运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至洛岸至仓门稍远,牙官运转艰难,近日例多逃生。今欲于沿河北岸,别凿一湾,引船直至仓门下卸,其工欲与诸军傔人内差借。”这一奏请得到了唐明宗的赞同。不久明宗诏令捧圣卫指挥使朱洪实凿开河湾,至赡国仓门。(《五代会要》)这些材料都说明了,五代时期的洛阳段漕运仍继续通航,但已经很难再现盛唐时期漕运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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