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2)

(三)名园文化

遣唐使中断之后，尽管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流大幅减少，宋元时期日本仍然通过僧侣和贸易往来继续吸收大陆文化。北宋司马光等一大批官僚和文化名人聚居西京洛阳，形成“西京千古帝王宫，无限名园水竹中”(穆修《过西京》)的景象。山川形胜和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交相辉映的洛阳名园，构成了北宋一道独特的景观。后来中原板荡，名园尽毁，这种名园文化却在日本以另一种形式被传承下来。

日本的名园大多建于江户时代，因体现了日本文化独特的美学而闻名于世。被称为“庭园中的国宝”的兼六园始建于1676年，是日本园林文化的最高代表之一，名字取自中国宋代的《洛阳名园记》。李清照之父李格非(1068—1100)从“天下名园尽相望”的洛阳园林中，精心挑选出十九处特别出色的园子记录下来，并且提出当时园林建筑的互为对立的三组审美元素：“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 并特别指出：“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予尝游之，信然。”[8]湖园曾是唐代名相裴度在洛阳集贤里的宅居园林，“筑山穿池，竹木丛翠，有风亭水榭，梯桥架隔，岛屿回环，极都城之盛概。度视事之隙，与白居易、刘禹锡酣宴终日，高歌放言，以诗酒琴书自乐，当时名士皆从之”[9]。

江户时代日本兴起筑园之风，既是对唐宋名士聚居洛阳的风雅生活的向往，也含有对《洛阳名园记》中筑造园林的审美思想的继承。江户幕府第8代将军德川吉宗之孙、陆奥国白河藩第3代藩主松平定信为此园取名“兼六”,意为洛人所提出的六个要素兼而有之。针对《洛阳名园记》中的宏大、幽邃、水泉、眺望、人力、苍古六个条件分别设置了景物一一对应，有欲与唐代洛阳的湖园相媲美之意。事实上，作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是一座林泉回游式园林，的确符合白居易《裴侍中晋公以集贤林亭即事诗三十六韵见赠》诗中对湖园“竹森翠琅玕，水深洞琉璃……幽泉镜泓澄，怪石山欹危”的描述。

日本社会文化中与洛阳的关联很多，深入考察，总能发现丝丝缕缕的洛阳印记。比如京都的鸭川时常被称为洛水，“洛阳牡丹吐新蕊”用来表达禅意等。日本男女老少都耳熟能详的国民歌曲《箱根八里》，开篇第一句就是“箱根之山为天下险，险过函谷关”，用洛阳城西的函谷关强调箱根的险峻，足见日本人对于洛阳风物的熟悉程度。

二、历史的交汇——中日交流史上的洛阳

日本自古就与深处内陆的洛阳关联匪浅，是有记载的中日交流正式展开的起点。关于日本列岛的最早的记录，几乎都与洛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使这个中国古都成为解读日本古代史的关键切入点。

(一)光武帝金印

由于中国与日本列岛只有一海之隔，沿海一带自古就存在人员往来，因此《汉书·地理志》才会有“海上有倭人”的记载，中国和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人被称为“渡来人”。成书于5世纪的范晔编纂的《后汉书》中开始有进一步涉及日本的内容，《光武帝纪》《安帝纪》《东夷传》等篇章，多处明确提到日本对东汉王朝的朝贡。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定都洛阳，“建武中，东夷诸国皆来献见”。特别是《后汉书·东夷传》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使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正式记载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是关于中日间正式外交关系的最早记录。这些文字显示，古代日本岛与中国的交流在东汉时期发生了突破性进展，岛中倭奴国(2)王仲殊等学者认为其意为“倭之奴国”，表示奴国只是日本列岛上众多国家之一。使节向在洛阳的光武帝朝贡，并得到封赐。朝贺是诸侯百官向天子参拜的礼仪，倭奴国的来朝是对东汉显示臣服的举动，光武帝的赏赐则意味着对他们国家的认可和赐福。这是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最高层次的正式往来，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此后，倭王在安帝时代再次派遣使节来到洛阳进贡。日本通过朝贡,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

值得一提的是，金印于1784年春在日本九州地区被发现，后来的驻日本公使黄遵宪“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特意在《日本杂事诗》中留下“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摩挲铜狄惊奇事，亲见委奴汉印来”的诗句，并注释说“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云筑前人掘土得之。考《后汉书》，建武中元，委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盖即此物也”。日本主流学说认定此印为当年汉光武帝所赐，并写入历史教科书，但金印的真伪之辩是日本历史学界的著名课题，争论200多年仍未有定论。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408/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