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3)

(二)邪马台国之谜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这期间日本列岛也战乱不断，没有中日间发生交往的记录。直到三国纷争的尘埃落定，天下大势基本上归魏时，日本岛上列国才再次开始正式朝贡。这距永初元年(107)对东汉的最后一次进献已达百余年。再次开启的中日间的正式交往，仍然是以洛阳为中心进行的。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对魏晋时期的中日交往有更为详细的记录。这段大约两千多字的记叙简称《魏书·倭人传》，较为具体地涉及了日本岛上邪马台国的位置路线、风土习俗以及与曹魏六次使者交往及礼品、赏赐等，可见这期间日本列岛与中国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往来和交流。特别是邪马台国的首领卑弥呼女王于239年派遣使者来到魏都洛阳献上奴隶进行朝贡。卑弥呼政权得到魏明帝肯定，不仅被封为亲魏倭王，还获得金印紫绶及锦缎绢织、包括百枚铜镜在内的大量财物。邪马台国在随后的正始年间也数次来朝，与魏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这个时期，日本列岛仍处于弥生时代的中晚期。曹魏与日本列岛交往甚密，甚至还派遣官员前往岛上协助处理邪马台国与狗奴国的争端以及卑弥呼死后事宜，说明这种外交对当时的国际秩序和日本岛上的国家格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日本的史前记录，《魏书·倭人传》中的“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等记叙，第一次用具体数字记录了日本列岛上的众多原始国家的位置和风貌，文字的细枝末节中包含有日本原始国家时期的线索，为了解古代日本列岛以及日本国家的起源提供了可能性。日本学者以这些文字为根据，经过考证、辨别发现了大量信息。有人试图通过使节沿途的记录探究他们从中国到岛上列国所走的路线和路程，进而确定邪马台等国的具体位置；由于早期表现外国人名和地名时是比较随意地采用汉字注音，有人通过当时洛阳通行的语言发音分析各个名称的汉字标记，从读音上分析日本古国名中可能存在的日语发音，与日本古史对照，考察当时的国名；由于后来出土的古坟时代的部分铜镜上刻有“师出洛阳，铜出徐州”的字样，还有人专门研究铜镜是否为当时魏明帝所赐的魏镜，或者是由中国洛阳的技师来到日本以后在日本本土制造的。上述诸多课题都涉及日本国家起源，需要与考古、历史、语言学等众多学科结合考证，而“洛阳”是解读邪马台国谜团的重要依据和参照物。

(三)“日出处天子”的国书

魏晋之后中原大乱，洛阳成为纷争的漩涡中心。虽然有学者认为从1世纪中叶到3世纪后期的200多年间，日本遣使访问中国，以“入洛”始，以“入洛”终。如日本学术界通常所称，就中日两国的使节往来而言, 4世纪是“空白的世纪”。[10]但也有人认为西晋泰始二年(266)以后到义熙九年(413)的约150年间, 倭人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朝贡关系，只不过是由于当时倭国国内、中国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古倭国朝贡次数与以前相比不太频繁，但这种朝贡关系还一直维系。[11]随后日本列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大和政权，与南朝有交流，留下倭国五王遣使朝贡的记录。隋朝统一中国后，中日之间的交往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标志是圣德太子致隋炀帝的国书。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虽然还有一些争议，但学界基本认定圣德太子607年派出以小野妹子为首的使节，在东都洛阳谒见隋炀帝，并呈上写着“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国书，引起隋炀帝的震怒。刚刚在极短时间里动用200万人力完成了营造东都洛阳新城奇迹的隋炀帝，正处在意气风发之际，蕞尔小邦试图和天朝大国的皇帝以平等的姿态对话，必然引起其不快。也许是为了彰显天朝大国的风范，隋王朝并没有计较日本的自大，降罪于来使，反而启用洛阳的鸿胪寺四方馆接待日本使团，并敕命高僧负责教育留学生及沙门，甚至派出文林郎裴世清为圣德太子之遣隋使的回礼使。裴世清一行跟随小野妹子进入飞鸟京、后从难波津回国等具体日期和行程，在《日本书纪》皆有明确记载。

中日之间的这次交往，受到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的关注，并被评价为“瞬间的交错，引起火花飞溅”，认为圣德太子(574—622)与隋炀帝(569—618)生长在同一时代，都极富个性和才能，推动各自国家的政治进程并留名青史，有必要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12]如《明史·占城传》所述，“大都海外诸蕃，无事则废朝贡而自立，有事则假朝贡而请封”，不少学者认为周边小国对中国中原王朝的态度以各自的“国家理性”为内在固有机能，“作为‘岛夷’的倭(日本)，可以说就是这些机能特性所表示出来的典型的‘戎狄’”[13]。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408/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