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4)

日本与中国自此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往来，此后也有日本的遣隋史多次来往于中日之间，有留学生(僧)长期滞留中国，学习中国的政治文化。关于日本派出的遣隋使的次数，由于《日本书纪》与《隋书》中的《倭国传》《炀帝纪》有不一致之处，至今未能完全明确。早期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日本史学界的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共有3次遣隋使，后由宫崎市定等修正为4次，也有学者提出5次、6次之说。虽然具体次数还有待探讨，但日本向仅持续了短短37年的隋王朝频繁派出大量遣隋使，是无可置疑的。

圣德太子极力效仿中国，推动佛教传入日本，并颁布著名的冠位十二阶及宪法十七条等制度，明显模仿中国中原王朝的宗教态度和政治体系。这些政策让日本从比较初级的大和政权过渡到中央集权，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日本佛教从仅与朝鲜半岛的交流转变为与中国交流, 也是始于日本向中国(隋)派遣使节。[14]通过亲身到过洛阳的遣隋使等媒介，这个时期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带有鲜明的洛阳痕迹。例如，随着佛教传入，日本也掀起了造寺造像的热潮。今天的日本关西一带，仍可以看出《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景象，龙门样式极有可能是在这个时期传入日本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史书上对日本的称呼由“倭”到“日本”的转变始自武则天在神都洛阳执政的时代。最明确的记载是唐朝《史记正义》上“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的记录。此后的十几批遣唐使虽然主要居留在长安，但大多“游学于两京”，与洛阳交集甚密，从最近引起热议的洛阳出土的吉备真备书丹的墓志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古代日本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要节点，几乎都能找到与洛阳的关联性。古都洛阳的历史隐藏着研究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文字资料极度欠缺的日本古代史需要借助洛阳丰富的古代史料来解读，因此“古都”是日本文化视域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洛阳形象。

明治维新实行文明开化，使日本步入现代化之路，建立起现代学术研究体系。经过一段沉寂之后，内藤湖南让洛阳再次引起世人的注意。内藤湖南1894年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影响深远，成为东洋史学理论的重要支柱。内藤湖南借用了清人赵翼的“长安地气”说，认为文化中心随历史的推移而变化，但明确指出“在长安之前有洛”，认为“武力之强在于冀州，唐虞夏商，在南面以钳制天下；食货之利在豫州此间人文酝酿；洛恰于此二州文化风物聚合之处”[15]。正因为内藤湖南将洛阳一带定位于中国最早的文化中心，此后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研究大多兼具对文化起源和历史传承的思索。由于日本古代历史与洛阳的重叠，相比中国其他都市，日本人对洛阳有天然的亲近感。2016年朝日新闻社出版丝绸之路特集《洛阳——乡愁之都》，标题即体现出这种文化的依恋。

三、文学想象——日本文学中的洛阳书写

日本学者为研究日本历史而关注洛阳，普通日本人对洛阳印象的形成则多源自日本文学中洛阳书写所营造的想象空间。事实上，日本人将“洛阳”作为平安京(京都)这一特定空间的称谓，就是通过命名表达对理想都城的向往。基于对洛阳作为历代古都历史地位的长期憧憬，同时再加上大量与洛阳相关诗文名作的文字构建起的想象，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形象逐渐具体和清晰起来。

(一)古典汉诗中的场景嫁接

日本人从大约1300年前开始创作汉诗，这得益于训读法。用在汉文字上加注标记调整语序的方法对中国的古籍文章稍加标示，就能让日本人像阅读日语文章一样看得懂汉语古文。日本汉诗来源于中国诗歌，同时又体现日本社会文化传统，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独树一帜。

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被奉为圭臬，是古代日本人感受到汉诗之美而痴迷热爱汉诗的源头。白诗不仅极大地渗透到整个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对日本文化和审美都影响深远。日本诗歌和书法爱好者自发地在洛阳城东的白居易墓地立起纪念石碑，用中日双语刻下的“伟大的诗人白居易先生是日本文化的恩人”绝不是夸大其词。一生挚爱洛阳的白居易，写下无数关于洛阳四季风景和风土人情的诗篇，他晚年定居洛城17年，并且坚持要求死后也埋在香山琵琶峰上与龙门对望。这样的情结无疑也让日本人对这个城市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愫。

火舶铁车租税通，鲁西以外一家同。

东京自此洛阳似，道里均平天地中。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408/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