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

古都洛阳在日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社会文化中体现为日本国民对洛阳这个名称产生的向往和亲近感，在学术界则体现为“日本洛阳学”的形成。文化史学家内藤湖南1894年提出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将洛阳定位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中心，影响深远。伴随着日本近代学术体系的建立，以洛阳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文化具有自发性、全面性的特征，在一些领域甚至显现出局部系统性。作为系统考察日本洛阳学现象的第一步，有必要梳理和明确日本文化视域中的洛阳形象。

一、日本社会文化中的洛阳印记

(一)京都的别名

洛阳是京都的古名与雅称，其渊源可追溯到9世纪末。日本的宫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国，模仿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意识非常强，其中以平安宫和平安京最为著名。[1]日本学者认为《帝王编年纪》中桓武天皇时开始有东京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右京、唐名长安的记载，10世纪后期“左京=洛阳、右京=长安”的说法开始固定下来。[2]虽然平安京的都城布局、内部形制等主要模仿长安，命名却多来自洛阳。据王仲殊考察，左、右京中大约有13个中国式坊名，其中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8个坊名仿自洛阳,除了应天门以外，宫城的上东门、上西门之名也仿自汉魏时代的洛阳城。[3]

受环境地形、形制布局等因素影响，右京部分荒废不用，“洛阳”成为京都的别名一直保留下来。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留下著名的屏风画作品《洛中洛外图》。建筑学家认为“为特定空间制作的洛中洛外屏风不只是现代人眼中的一幅装饰‘画’，也是在室内营造出的一种‘以小观大’的幻境，足以透视出时人对于理想城市风景的一般印象”[4]。日本之所以用洛阳命名京都，连宫城建筑命名也完全照搬汉魏时代的洛阳建筑，显然是源于对大陆文明的向往，试图将古都洛阳作为理想的都城进行全方位的复制。

(二)龙门样式

一般认为佛教最早正式进入日本是崇佛派苏我氏在自宅中供奉佛像，这成为日本佛寺营造的滥觞(1)佛教经百济王朝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据《日本书纪》记载，大约在钦明十三年(552)；据《上宫圣德法王帝说》在538年。。日本最早期的佛寺飞鸟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伽蓝配置都与洛阳永宁寺的伽蓝配置一致，体现了北魏风格。飞鸟寺中金堂供奉的本尊释迦铜质坐像建造于606年，1400多年来虽然多次损毁，除头部和双手之外都曾经过修复，但从雕塑整体来看，与龙门宾阳中洞本尊的密切关系清晰可见，龙门佛像被称为飞鸟佛像的母胎[5]27。据此可以推断北魏文化是日本飞鸟文化的源头之一。

制造飞鸟大佛的鞍部止利，其祖父是从百济移居日本的司马达一族，这个家族后来专门从事佛像制作，留下大量造像和建筑，形成止利派风格。著名的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也是止利派的作品。这种风格较之肥体、薄衣的云冈样式，更接近长脸、瘦身、厚衣的龙门样式，特点是眼睛呈杏仁形状，唇边隐约露出古朴的微笑，长长的耳垂上没有开孔等，与洛阳龙门北魏时期佛像的亲缘关系清晰可辨。佛衣采用的是中国式的“通肩”设计，用圆润弯曲的线条来刻画衣纹，上衣襟张开，襟边沿上斜穿，掩盖住左肩和右腋的内衣，且可以看见衣裙带子的结头，这是印度佛像所没有的，是中国的独创。[6]止利派造像的另一大特色是结跏趺坐的下面拖出长长的衣裙。衣裾垂于座前的“悬裳座”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在龙门石窟时发展成熟。厚重的衣裙上强化了装饰性刻画，属于中国北魏“褒衣博带”类型，形成类似云纹的浮雕，这种佛像造型显然是学自中国北魏后半期的“龙门样式”。[7]此外，佛像手足指间有缦网相连、犹如水禽的脚蹼这一北魏造像的典型风格也体现在止利派造像中。龙门样式通过止利派造像，成为日本古典佛像的典范。

武则天在洛阳造大佛铜像通天浮屠、在龙门奉先寺雕刻卢舍那大佛石像的崇佛行为，被日本圣武天皇(701—756)效仿，752年他举全国之力在奈良以东(现东大寺的位置)也筑造起巨大佛像。东大寺大佛以洛阳龙门奉先寺石窟卢舍那大佛坐像为原型，高达14.9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镀金铜像。洛阳与日本的佛缘不止于此，因请鉴真东渡而著名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是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的。他们在洛阳福先寺受戒并修行三年，736年请福先寺僧人道璿赴日弘法传戒。当时住在福先寺内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也一同来到日本，在奈良大安寺宣讲戒律。先于鉴真赴日的道璿是首位获日本天皇敕请的唐僧，为华严宗、禅宗、律宗各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做出巨大贡献。东大寺大佛的开眼仪式由普提仙那主持，道璿担任咒愿师，这两位历经万难从洛阳来到奈良的高僧，从东大寺大佛身上看到了龙门卢舍那大佛的影子。从北魏到隋唐，洛阳佛教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特别是龙门石窟造像，不仅是日本古代佛像的源流，也是飞鸟时代日本吸收大陆文明的有力实证。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408/5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