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2)

成周洛邑的建成与使用，从三个层面上丰富了周代礼法的内涵：

其一，洛邑的规划、设计与定位，树立起礼法制度下中国传统都城的经典范式。例如，洛邑坐北朝南、背山面水，①《逸周书·作雒解》：“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1-564页。洛邑王城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建筑格局，②《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背市。”见《周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65页。都对后世影响深远。又如，洛邑城中有丘兆、社壝、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京宫、康宫等实施礼仪法制的重要建筑，成为展示礼法的舞台。③《逸周书·作雒解》，《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68-573页。出土金文显示，成周有京宫、康宫两大宗庙祭祀系统，前者祭康王以前各王，后者祭康王以下各王。有日本学者曾指出，中国古代都城既是生活的空间，也是统治者展示礼制的舞台。参见[日]妹尾达彦著，陈耀文译《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载[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5-483页。它们作为周代礼法的有形载体，承担着特定的政治文化功能，是周王室与天下诸侯保持联系的重要政治文化纽带。洛邑借此在天下体系中确立起政治中心、祭祀圣地、礼法宗源三位一体的尊隆地位。

其二，洛邑建成之后的礼法创设活动，不仅丰富了礼法制度的精神内涵，而且彰显出礼法对华夏多元文明的聚合力，反映出周代礼法颇具历史纵深的宏大构建进程。

在周代礼法的创建过程中，洛邑发挥着中心、示范的作用。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祀与军政，④《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61页。洛邑自周初开始便发挥着最高层级的礼法职能。例如，成王刚到洛邑便在此地率领诸侯举行包括文武之祭在内的定宅典礼；⑤邹家兴：《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史学月刊》2019年第8期。作为周朝核心军事力量的成周八师亦同样驻扎在洛邑。⑥作为西周畿内军事防御核心力量，宗周镐京附近设置六师，成周洛邑则设置八师。由于洛邑位居夏商故都附近，向东联结众多新拓殖的诸侯国和与殷商关系密切的东夷方国，因而驻屯重兵在此不仅可以震慑殷商后裔，而且可以巩固周王室的东方势力范围。由此可见洛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通过这样的礼仪实践和制度安排，周代礼法在洛邑得到充实，并逐步扩大影响范围。而洛邑则成为中华法系打造、输出礼法制度的策源地之一。

其三，洛邑的礼法设施与礼法活动经过历史的沉淀，逐步演变为令后世景仰的礼法文物。这些礼法文物，一方面增加了洛阳礼法圣城的神秘光环，另一方面又引发出若干重要的法文化事件。

西周初，武王和周公将“九鼎”⑦《汉书·郊祀志上》：“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见《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5页。《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89页、第671页。“九鼎”之意，一说实为一鼎，采九州贡金铸成；（《左传·宣公三年》载王孙满语）一说确为九鼎，每一鼎由九万人铸就，合计九九八十一万人铸成。（《战国策·东周策》载颜斶语）尽管考古研究表明，西周中晚期才开始出现成熟的列鼎礼制。参见刘颖惠、曹峻《周代中原用鼎制度变迁及相关问题探讨》，《殷都学刊》2016年第3期，但那主要指的是食鼎制度，与此处的“九鼎”不是一个概念，所以不能据此而否认洛邑九鼎的存在。迁至洛邑，作为定鼎中原、天下一统的象征。东周时王室衰微，诸侯霸主凌越天子，藏于洛邑的九鼎招致诸侯觊觎。于是发生楚庄王亲赴洛邑问鼎之轻重⑧《左传·宣公三年》，见《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69页；《史记·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0页。、秦武王到洛邑举鼎⑨《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9页。等历史事件。春秋末期，孔子曾以私人身份到洛邑参观礼器，寻阅典籍，问礼于守藏室之史老子。尽管“孔老之会”自古以来便有质疑之声，但是以孔子重礼的思想主张，即便不曾见过老子，其至洛邑问学礼法也在情理之中。孔子及儒家学派以周代礼法作为治理天下的理想模板，必定从洛邑所存礼法文物中获得不少灵感。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305/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