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5)

其次，北魏政权在洛阳完成律令法典的定本，展开中原汉人礼法与鲜卑部族习惯法的碰撞融合。

孝文帝之子宣武帝继承父志，进一步从法制角度巩固汉化政策成果，制定出北魏律的定本《正始律》。正始修律是北魏第七部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议律活动，不仅弥补了前面法律的各种缺陷，删增调整了不少条文内容，而且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贯彻儒家的礼教法律观，使儒学经义彻底占据法律领域。当时参与议律的人中，作用最为突出的是刘芳、常景和元勰。刘芳长于儒家经学，在议律过程中担任议主，将大量礼法理论援引进入律典。常景则是律学名家，在议律过程中主要从专业角度把控律典的技术性内容。元勰作为深受儒家仁政观念影响的宗王，对议律有决断之权，保证了议律的总体方向。⑥邓奕琦：《北朝法制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92-95页。北魏在洛阳的法制创新还不止于此。在《正始律》之前，宣武帝就已下诏“藏窜者悉远流”①《魏书·源贺传附源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3页。，正式开创流刑之名；《正始律》之后，又对官当制度的一些细则进行了补充修订。②《魏书·刑罚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879页。所有这些法律成就。都是在拓跋鲜卑部族习惯法与中原儒家法传统逐步融合的成果，“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26页。。而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洛阳完成的。

二、古代洛阳与中华法学

洛阳长期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成为人文荟萃、思想激荡、学术碰撞的交流平台。同时，洛阳也常是天下法律文书档案最丰富的宝库。两种要素彼此交织，便催生出中华法学在洛阳的繁荣局面。若论洛阳法学之繁盛，尤推东汉、魏晋、北宋三个时期。

（一）东汉洛阳律章句之学

定都洛阳的东汉王朝，法学研究较之西汉更为繁盛。尤其是作为当时法学主流的律章句之学④章句本为汉代经学家研究儒家经典的注释形式，被法律家借用来解释律令就成为律章句，进而兴起了作为古代法学独特形态的律章句之学（简称律学）。，更是学派林立，名家辈出。《晋书·刑法志》载：“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可谓极盛！

据龙大轩教授考证，东汉律家有杜林、郭躬、陈宠、许慎、马融、钟皓、吴雄、郑玄、何休、服虔、文颖、应劭等十二人。⑤龙大轩：《汉代律家与律章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6页。这些律家，尽管来自不同地方，学术渊源各异，却大都以各种身份活跃于京师洛阳，与洛阳存在各种各样的学缘关系。他们有的求学于此，有的任职施展抱负于此，共同撑起盛极一时的东汉洛阳律学。

东汉律学有家学的传统，律学世家是东汉洛阳律学的主力。⑥崔祖思曰：“汉来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故张、于二氏，洁誉文、宣之世；陈、郭两族，流称武、明之朝。决狱无冤，庆昌枝裔，槐衮相袭，蝉紫传辉。”见《南齐书·崔祖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19页。当时著名的律学世家有颍川郭氏、沛国陈氏、河南吴氏等。他们的子弟自幼在家中受到法学的熏陶与训练，长大后又凭此进入洛阳担任法律要职，发挥专长贡献于国家法制建设。郭氏律学始于郭弘。郭氏子弟长期在洛阳任职中央法律要职。史载：“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⑦《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6页。此外，沈家本先生亦曾提及，《晋书·刑法志》中的“郭令卿”、“或为颖川之裔，令卿其字也”。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750页。其中尤为著名的是郭弘之子郭躬。他自幼传习父亲的法律之学，长大后又招徒讲学，徒众常有数百人。后来他入洛阳官拜廷尉，断案宽平，推动法律改革的建议也都得到施行。⑧《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4页。陈氏律学始于陈咸。陈咸之子陈钦在东汉初年任职廷尉左监。陈钦之子陈宠在洛阳担任中央最高司法官员廷尉，掌管天下狱讼；又撰写律学著作《辞讼比》七卷，被官方确认为具有法律效力；还提出“荡涤烦苛”“应经合义”“失礼则入刑”等礼法主张，对于振兴礼法传统，推动律令儒家化和体系化，均可谓影响重大。①《后汉书·陈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8-1554页。陈宠之子陈忠继承父志，进一步推动汉律朝轻缓化、体系化方向改革。②《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19页。河南吴氏律学始于吴雄。吴雄在顺帝时为廷尉。他的儿子訢、孙子恭也都出任过廷尉之职。吴氏一家三世廷尉，是当时响当当的法学名家。③《后汉书·郭躬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46页。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305/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