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4)

《泰始律》颁行后，侍中卢珽、中书侍郎张华上表请求：“抄新律诸死罪条目，悬之亭传，以示兆庶。”⑥《晋书·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47页。可以想见，当时抄有律典死刑罪名条目的法律文书，正是从洛阳十二个城门附近的都亭开始悬挂昭示，一直挂到王化所及的天下亭传。在文书行政的时代，中华法系的文本与精神正是以这种方式传递、实施，恰如由心肺发送的律动传递到奇经八脉，又如头脑发号的施令遥控手脚四肢。而洛阳正是这律动传递的初发点、施令传导的信息源。

西晋泰始律令的颁布在中华法系的历史上有重要的意义。西晋灭亡以后，泰始律令一直在东晋南朝长期沿用。而在十六国、北朝，泰始律令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⑦楼劲：“天兴以来‘律’、‘令’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逐渐向魏晋以来定型的《律》、《令》体制靠拢的过程。”参见楼劲《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文史》第61辑。泰始律令的影响直到隋唐，⑧例如，高明士教授称：“《开皇令》的源头，宜曰晋令。”见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页。而唐代令典又大体上是对隋《开皇令》的继承发展。并且与唐代律令法典体系一起流播海外，成为中华法系法律空间定型的标志。（详见下文）而其酝酿外传的始发站正是西晋都城洛阳。

（三）民主法制融合创新于北魏洛阳

历经八王、五胡之乱后，魏晋洛阳城沦为丘墟。直至北魏统一北方之后，洛阳才开始慢慢恢复往日荣光，并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又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魏法律广泛吸收中原、河西、江左的汉族三大法律传统，兼采汉、晋两代法制的优秀因子，与鲜卑民族法律传统融合在一起，炉而冶之，取精用宏，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中华法系的重生再造。⑨关于北魏法律渊源，以陈寅恪先生“三源说”最为经典。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12-119页。曾代伟教授指出，探讨北魏法律渊源不应忽略拓跋鲜卑传统之民族习惯法。参见曾代伟《北魏律渊源辨》，《法律史论丛》第7辑《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269-287页。在此过程中，洛阳再次发挥出关键节点的作用。

首先，迁都洛阳成为北魏确立政权合法性，竞争华夏正统地位的重大战略举措。

拓跋鲜卑凭借武力入主中原，如何获得中原汉人的认同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北魏前期统治中心在平城，就已开始从形式上模仿汉晋法制。孝文帝时，北魏法制改革突然加速，由以武立国转向以文治国。而迁都洛阳则成为当时系列改革的高潮和收官。

从表面上看，孝文帝看中的是洛阳的地理文化意义，即所谓“崤函帝宅，河洛王里”①《魏书·任城王元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64页。，更合乎地域的正统性。但实际上，孝文帝汉化的用意远不止此。他要在洛阳“托周改制”，在政治文化制度层面确立真正的正统，“齐美于殷周”，比肩于汉晋。②《魏书·咸阳王禧传》载孝文帝迁都后诏曰：“卿等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为令汉晋独擅于上代？”见《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35页。只不过，他认为洛阳为周之东都，在洛阳隆修周制于华夏正统更为有据罢了。③陈金凤：《北魏正统化运动论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经过孝文、宣武两代皇帝的持续努力，定鼎嵩洛的拓跋鲜卑最终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其正统形象也逐渐得到南北朝士人的普遍认可。④《洛阳伽蓝记》“景宁寺”条记“中原士族”杨元慎斥责南朝梁将领陈庆之称梁为正统时说：“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而陈庆之后来回到建康后对北人钦重异常：“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见《洛阳伽蓝记》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74-180页。

孝文帝仿效周公营建成周的故事重建洛阳城，兼具胡汉两方面的文化特色。一方面，北魏洛阳城按照周制设计“左祖右社”的布局，遵循宫、城、廓三层环套的配置形制以及城、廓分工的传统规划。由于规模空前浩大，孝文帝在工程尚未完成时便迫不及待地于太和十八年（494）正式迁都至此。另一方面，由于参与洛阳新都建设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参与过孝文帝改建平城的工程，因此洛阳的建制规模还深受北魏故都平城的影响。尤其是反映出从草原文化到农耕文化过渡痕迹的“里坊制度”更是直接源自于平城，并且对后来隋唐的长安、洛阳形成了深远的影响。⑤[韩]朴汉济著，朱亮译：《北魏洛阳社会与胡汉体制》，《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又参见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0-180页。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305/5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