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洛阳与中华法系(9)

作为京畿司法体制的贯彻执行群体，自汉至唐的历代洛阳令、河南尹中，也涌现出许多为政强直、不避豪贵、精通法律的地方司法官员，塑造出许多典范司法和执法官员的形象。例如，东汉洛阳令董宣因不畏惧权贵而被誉为“强项令”。其后，虞延、周纡、祝良相继出任洛阳令，同样由于严格执法而威震京师。①董宣、虞延、周纡事迹，见《后汉书·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87-2496 页。祝良事迹见《后汉书·庞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91页。以及《太平御览》卷500引《东观汉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286页。东汉末年，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严察权贵的事迹，更是让他借此一战成名。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页。曹魏时期，司马芝担任河南尹，秉公执法，铁面无私，皇亲国戚也不得通融；③《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86-387页。河南尹李胜参与讨论恢复肉刑问题。西晋初年，担任河南尹的则是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家杜预。杜预不仅参与晋初律令法典的编纂工作，而且精通律学，勤于著述。他为《泰始律》撰写的注释被皇帝下诏与律并行，获得了正式的法律效力。北魏时，洛阳令高绰、元志、高崇、薛琡等人，也都因为政清断、不避强御而青史留名。④事迹先后见于《魏书·高允传附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91页。《北史·魏诸宗室·河间公齐传附元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58页。《魏书·高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7页。《北史·薛彪子传附薛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22页。到唐代，武周时代的洛阳令魏元忠同样是刚正不阿的一代名臣。

（二）洛阳树立天下司法文化的标杆

洛阳司法系统在运行中形成一系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司法文化，分别表现为法律职业自我认同、法律职业专业化、司法仁德化。

首先，司法人员供奉皋陶为职业神，强化自我职业认同，自东汉洛阳始。

宋人曰：“今州县狱皆立皋陶庙，以时祠之。盖自汉已然。”⑤（宋）方勺：《泊宅编》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东汉时担任汝南功曹的范滂因受人诬告参与士人结党。他刚被收押到黄门北寺狱时，就被狱吏告知要祭拜皋陶。⑥《后汉书·党锢列传·范滂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205页。这说明东汉洛阳监狱中已有专供祭祀皋陶之所，即狱神庙。皋陶已被请上狱神的神位，接受后世人的供奉。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对皋陶十分尊崇，对其法官权威的十分认同，另一方面则是当时谶纬造神运动的风气影响。此外，又据《论衡·是应》记载，当时官府都有皋陶、觟?形象的壁画，以狱神皋陶执神兽断狱的神迹警示奸人。

皋陶自汉代始成为狱神，祭祀活动一直未断。至西晋时，皋陶祭祀进一步上升为国家礼法，于每年孟秋在洛阳铜驼街旁的廷尉寺举行。狱吏视皋陶为司法行业鼻祖。而在北朝，人们认为壬辰日是皋陶的忌日，司法机关在这一天有不审讯犯人的惯例或者规定，以此来作为对狱神皋陶的纪念。这说明，狱神皋陶的形象已经从中原洛阳扩展到地方边郡。①《敦煌文书》：“皋陶以壬辰日死，不得此日劾罪人。”参见李德范《敦煌西域文献旧照片合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狱神皋陶的形象一旦确定下来，就在中国法律史上扎根生长，狱神庙在天下州县监狱遍地开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其法文化意义深远复杂。从中国传统法律职业尤其是司法职业的角度来说，皋陶祭祀是其从业人员的职业归属感和自我认同感的集中体现，也反映出某种民间法律信仰，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不失其历史价值。②邓长春：《狱神皋陶崇拜考论》，《中华法系》第12卷，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而推根其源，狱神皋陶文化最早起于东汉洛阳。

其次，官方推动的法律职业与法律教育专业化运动，自曹魏洛阳始。

法律专业素养的培养、专业知识的传播，是法律得以良好执行、司法得以良好运转的先决条件。有鉴于此，法律职业专业化运动便具有非凡的意义，而为国家所逐渐重视。秦汉时代，律令知识传播主要靠私人传授与家族传承，马融、郑玄之学属于前者，陈、郭世家属于后者。至曹魏时，社会风气转变，法律之学渐而失去往日风光，而为社会所轻贱。有鉴于此，有识之士便上书朝廷，扭转这种反常的事态。

文章来源：《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ysfxyxb.cn/qikandaodu/2021/0305/533.html